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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完善和加强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对于建设法治中国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按照《条例》的设计，这一做法是面向社会的执法信息公开，似乎于法有据。其实，所有权利, 都是人民主权的表达，上述话语非但不能揭示知情权的专属价值，还使得知情权沦为一种既无规范逻辑亦无实践意义的空泛宣示话语，无助于明确知情权的实现逻辑。

此类信息的公开，本是强制性的，不公开即构成违法行政，甚至影响行政行为的生效，可谓依法行政的合法性底线。在韦伯看来，所谓职务机密这个概念，纯粹是官僚制的特殊发明，而且极少有其他的事务受到他们如此热切地拥护。5.应当公开而未公开或公开不当的，应当追究相关责任。4.基于公共利益衡量，某些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信息可以不予公开。这些制度设置的本意是，公共资源是有限的，因此有必要设置一些限制条件和引导规范，一方面可将那些明显不适当的诉求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则可引导公民诉求进入正确的处理渠道，防止公共资源的浪费与错位。

整部《条例》通篇未提及与人大体制的关联，而公众竟也是对人大彻头彻尾的忽视。《条例》通过将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行为定性为具体行政行为，从而将其纳入行政诉讼。后者是其他规则，主要是规范政府的风俗、惯例和习惯，这些规则通常都不是被精确设计并载诸文书的。

例如，2011年，一位有影响力的作家高天，宣布自己将作为一名独立的候选人参与郑州市市长的选举。[7]然而，对于中国宪制在现实中是如何演进的，却鲜有论述。这些构成了中国广义上的法律制度，包括七大部门法，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有关该调查的更多细节，可参见《"中国梦会成为榜样吗》，载《人民论坛》2013年 第S1 期。

[55] 比较而言，全国人大的代表机制与自由民主国家并不相同，这些国家的行政机关总是努力通过游说、拉票活动来操纵立法。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领导人的国务院总理，以及作为最高立法机关领导人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主权机关，拥有广泛的职权和最高的权威……因此，将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不是建立于成文宪法基础上的人大制度，而是在中国革命中形成的、为成文宪法序言所确认的、在政治事实中所践行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而后在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下，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届全体会议 再次通过该宪法修正案建议稿并予以采纳，最后提交全国人大全体会议表决。[100] 现有的法律制度为中国共产党融入人大制度提供了框架。但是，法律并没有将后一种选举机制拒之门外，这将大大激发中国的民主进程。

[19]一个普遍性的特征在于，如果任何或所有的宪法惯例被违反，没有法院会受理此种案件。特别是，全国人大作为宪法规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43]自1978年以来一直有效运转。二、中国的不成文宪法？ 不成文宪法的概念首先为戴雪（A.V. Dicey)提出，以解释英国没有正式的成文宪法的状况。如果不检视中国共产党的的作用，就很难说弄懂了中国宪制。

Ibid.,p.165. [51] 全国人大代表可以地方或职业团体代表发言，要求"相应的关注"，这样可以引起领导们对他们的主张以及他们一直致力于 推动的某一领域政策的注意。当共产党已再不具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来正当化基于马列主义建立起来的终极愿景、目标和具体的战略时，意识形态的危机也就逐渐加重了。

在制度层面， 各级法院院长同时是政法委员会成员。[90] 除了政治惯例之外，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 也努力遵守法治原则。

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93] See Richard McGregor, The Party: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Penguin Group,2010),p.15. [94] 参见《公务员法》第4条。有观点认为，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对党的领导的潜在威胁，社会上也流行着有关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内部指导性命令禁止法院遵从齐玉苓案判决的传言。[109]然而，根据全国人大制定的《立法法》，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四）犯罪和刑罚。[61] 地方人大会议制度同样得到加强。在中国的语境下，法律制度并没有完全按 照现行宪法有效运转，行动中的宪法与纸上的宪法仍有很大的距离。

[10]—些早期的学术研究也曾试图从非自由主义的视角探求中国宪政的发展，特别是强调全国人大作为形成中国宪制的可能路径，但是这种观点已经被自由主义宪政论者所摒弃。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对齐玉苓案有关宪法条款的解释提供了中国宪法的司法适用某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曾被热情地欢呼。

第一，它误用了戴雪的不成文宪法概念。传统的宪法研究主要关注成文宪法并且承认中国共产党实质上的干预，而强教授的论述很大程度上转移了这种注意力。

[54]尽管代表们的投票是有限度的，但更加有效。[21]宪法惯例可以被认为是广义上宪法性法律的一部分，此时指的是它的地位等同于宪法规则。

具体而言，文章将阐明：（1）在这种双轨宪制下国家是如何得以强化的。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宪制也必须通过其他国家行为主体予以强化和实施。[20]—方面，某些以不成文法或者判例法形式存在的宪法规则，很可能变为成文法或者制定法。最后的选举阶段是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组建政府内阁。

[76]这与党指挥枪的党的惯例是相符的。2013年，在党和国家改革数十年后，越南修改宪法，其内容包括党的领导，越南共产党始终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但所有的政党组织都是在宪法法律的框架内运作。

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21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成员，乡、民族乡、镇人大主席和副主席，各级政府行政首长和副首长，人民法院院长和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本级人大主席团或人大代表联合提名。关于地方各级人大的职能和权限，还包括：（1)听取和审议地方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专门工作报告。

中国共产党已经采取了一些务实的措施，以政治惯例和法治化的规范途径将自己的运作机制融入人大制度。长远来看，假如中国共产党在有关民主和法治方面持续改革自身，依据宪法和相关法律引入此种竞争性机制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将会是一项突破性进展。

正如强教授所述： 前者（中国共产党）体现了作为绝对宪法的根本法规范。[52] 2005年，全国人大发布了《处理人大代表的询问和质询的程序规定》来强化代表们的作用，这无疑向一个更加公开、协商性的制度又迈进了一大步。(三）双行政和军事体制 至于行政系统，中国在1978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法治政府建设，并且在此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共产党依宪依法的改革能够进一步强化其自身的权威，因而在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中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

例如，1982年以前，因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全方位的掌控，其行使军事权的依据不是国家宪法，而是党章。特别是，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程序也对公众变得更加透明。

[55] See generally Michael Dowdle, "The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s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1997)11（8）Colu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 1-125. [56] See Hanna F.Pitkin, 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p.221-234. [57] See Robert Alexy, "Balancing, Constitutional Review, and Representation",(2005)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572-581;Heinz Eulau and Paul D.Karps",The Puzzle of Representation: Specifying Components of Responsiveness",(1977)2⑶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233-254. [58] See Zhao(n 47 above); Shikai Hu," Representation without Democratization: 'Signature Incident' and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1993')2(1')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4. [59] Ibid.,p.16. [60] Ibid. [61] See OBrien(n 47 above),p.165. [62] 参见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59—360页。[80] 这些惯例很大程度上调和了党和国家的关系，而没有妨碍全国人大，以及由全国人大产生 的所有其他国家机关，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履行职责。

作为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等历史事件的遗产之一，就是党已经意识到人大制度在促进和强化其政治统治作用方面的重要性。自2013年起，在省级层面，除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新疆、西藏和广东之外，其他24个省级党委书记，都以同样的方式兼任同级地方人大常委会主任。